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编制好“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十四五”时期是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深入研究“十四五”战略机遇期内涵与特征对于做深做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疫情防控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对此次疫情的反思和经验或将体现在“十四五”规划之中。
社会科学报特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教授深入阐发疫情变动下，对“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思考与展望。
文/记者 潘圳
记者：“十四五”时期是在“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第一个五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您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如何实现持续发展？
樊纲：不要低估疫情的影响，做好世界经济萧条的准备，会不会出现三十年代那样的十年大萧条，现在还说不准，但一般性萧条是可以预见的，至少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可能会呈现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外贸、外资等都受到影响，如何充分发挥我国大市场的潜力，充分发挥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一定的增长，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更加重视自主创新，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要更加重视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深入开发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放宽股比限制等系列措施，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并进一步扩大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农业等领域的开放，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技术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审批环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政府补贴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扩大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
着力进行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目前我们不仅在高新科技领域落后，如信息技术领域、芯片、AI、区块链等，许多传统产业中也存在短板，虽然我国产业门类很齐全，但是许多产业仍处在低端或中低端，不少领域还受制于人，如精细化工领域，目前有10万种产品，我们现在只能做3万种，且多数在中低端，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因此，下一阶段我们要重点补短板，加强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落后意味着我们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依靠后发优势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从而实现更好的发展。
制定“十四五”规划要以平衡为重点，要保持好供给与需求、产业之间，金融和实体、区域之间等各种平衡关系，避免大的内伤，我国经济就可以持续发展。在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保持一定的平衡，我们就占有一定的优越地位，所以要更加突出各种平衡关系的问题。长期来讲，我国经济的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及挑战，但同时挑战也是机遇，只有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在“大变局”中持续发展。
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影响，贸易减少、外商撤资等预估引发的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成为近期宏观经济领域的热议焦点。疫情变动之下，全球产业链会如何变化？是否会发生“去中国化”进程？在进行“十四五”规划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樊纲：美国要美国企业回去，日本也提出补贴日本企业的分散化，一些生产能力要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认为过去太过集中。现在，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日本企业都看到，供给链不能太长、不能太远这个问题，都要搞“中国+1”的分散化，企业供给链要“双链管理”。产业链的调整是今后五年甚至十年发生的情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我们进行“十四五”规划时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面对产业链的调整转移，需要澄清几件事：
一是关于“去中国化”的说法，在很多方面，它只是产业链调整的问题，不必把它视为完全排斥中国的趋势，不必太悲观。
二是“去中国化”主要讲不要依靠中国的出口，并不是说所有企业都要迁出中国，企业也不会这样选择，中国有市场，有比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三是“去中国化”并不是不允许中国企业到其他地方投资，除涉及国家安全的的产业，一般很多产业，各国仍然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创造就业。所以，不能说中国企业不能出去了，也不是说国外的企业都要撤出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和今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要面对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等，未来会有更多企业来中国。
有关世界产业链调整，据我们初步分析，未来会呈现产业链区域化、板块化的新格局。从时区来讲，三大时区形成三大板块，即美洲一块、欧洲北非一块、亚洲亚太一块。这三大板块相对自成体系，产业相对完整。产业链的物流相对较短，调整起来比较容易。在每个板块中则是“双链”管理，即两个供应链管理，一个供应链在国内，一个供应链在国外，相对来讲，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既要采购美国的，也要有其他来源。
面对这种格局，我们要自主研发，加大补短板力度，加强科学研究、技术研究。美国主张“去中国化”，其实中国补短板一定意义上是“去美国化”，我们也要保证安全，一定程度上我们无法避免这个脱钩。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吸引外资，补短板并不是说中国企业做所有事情，我们依然要吸引国际企业到中国来，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建设更好的营商环境，使基础设施环境更好，吸引全世界更多的企业到中国来，吸引更多的人才到中国来，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同时，我们也要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和我们硬脱钩，甚至对我们封锁，这就要求我们维护好国际关系，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不想有新冷战，更不希望有热战，而是希望推进多边主义全球化的发展。
记者：多重影响因素使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仍有一些积极因素可能推动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您曾提及城市化是“十四五”发展的重要支柱，对此，可否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樊纲：的确，城市化是“十四五”发展的重要支柱，现阶段是城市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阶段。我认为，这个阶段城市化的特点就是城市群的形成，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推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城市群，在“十四五”期间，从政策层面应该鼓励这些城市群进一步发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以及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小一级别的城市群都有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城市化完成了不到60%，还有巨大的潜力和非常长的前景。怎么使城市化进程更加健康、平稳、均衡，使得市场持续扩大，是我们下一阶段着重考虑的问题。大湾区、大城市群、城市带就是下一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形式和重要方式。
城市群的发展将促进下一轮的城市化，以带进经济发展。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城市群发展的政策，除了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三大城市群外，还有中、东部的省会城市周边都在建城市群，发展同城化可能使得有些地方房地产政策“一城一策”会有所调整，从而拉动一部分需求。城市群的概念是充分发挥大城市聚集效应，创造更多的就业和产值，推动经济发展。在大城市群当中，通过基础设施的连通，可以使大中小城市资源互补，甚至是城市和农村互补。大城市房价高，我们可以只把工作和精神文化消费这方面的需求放在这里解决，而居住、休闲等功能需求可以放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农村，这样小城镇就可以得到发展。
城市群的一个好处是实现了区域内大中小城市的互补，打破了过去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局限。城乡一体化发展潜力巨大，如果大中小城市能够协同发展，轨道交通能够发展，周边的中小城市甚至农村的土地、住房等都可以成为大城市的供给，很多瓶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应该成为国内发展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