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制造2025高峰论坛暨中国制造十佳品质评选颁奖盛典”于2016年11月13日在北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出席并发言。谈到“三去”执行，其表示，现在有一些地区和行业不是去产能，而是采用行政手段限制产量。受到限制的往往不是效率低的僵尸企业，而是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一些僵尸企业在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下继续维持，这不仅消耗国家宝贵资源，而且由于僵尸企业的低价销售，还会造成行业其他经营企业的困难，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

　　以下为发言实录：

　　许小年：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到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关于中国制造交流。最近我也考察了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在下面做一些调研，今天讲的一些意见和我的看法都是这些调研之后的结果。

　　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中国制造业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配套比较完整、门类比较齐全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的综合加工制造和配套能力，可以和制造业大国相提并论，制造业大国是日本和德国。当然我们的制造业在今天它的发展也碰到了一些困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挑战，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过去我们的制造业它的优势，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劳动力上面的。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个优势正在逐渐的丧失，出现了一些制造业外迁外移的现象。

　　但是到下面去做调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制造业外迁的主要都是一些加工业和工艺比较简单的行业，例如服装、玩具等等这样的消费品制造业，而专业化分工比较细，协作要求比较高的，很少出现外迁的现象。这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中国制造业面临挑战的同时，必须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国家制造业的整体优势。

　　这个整体优势，刚才我们讲的，它的配套能力，它的门类比较齐全，一个产品基本上在中国从刚开始一直到成品结束，都可以找协作厂商，这样的条件目前在东南亚，在南亚这些国家还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制造业出现这些结构性的调整，由于人均收入的提高所造成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很自然的，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惊慌，更没必要对中国制造业前景感到悲观。这就是我在下面调研企业得到的一个印象，虽然工资在上涨，有很多企业仍然在中国，因为他到别的地方去，找不到这样齐全的配套能力。

　　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不是劳动力成本，我感觉中国制造业现在主要的挑战是整体水平偏低，特别是在基础材料，包括电控和液压电在内的基础零部件，以及基础的加工工艺和国际的一流企业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由于这个差距的存在，使得中国制造业产品技术含量偏低，趋同化现象普遍，落后的产能过剩，企业除了价格以外，很少有其他的竞争手段。特别是在研发阶段，只能靠价格来进行竞争，使得很多企业处于薄利甚至亏损的经营状态。中国制造业，我的感觉，目前是已经形成一致的共识，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技术水平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企业的差异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使得制造业企业目前有相当的数量处于经营困难的状态。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需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的执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三去政策，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品，淘汰过时的产能，开辟出新的市场空间，能够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三去的任务，中央提出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个人的理解，三去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消除老旧的产能，核销倒闭企业的债务，降低负债率。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区和行业不是去产能，而是采用行政手段限制产量。不是去产能，而是限产，而且由于采用行政的手段进行限制，受到限制的往往不是效率低的企业，一些僵尸企业在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下继续维持，不仅消耗国家宝贵资源，而且由于僵尸企业的低价销售，造成行业其他经营企业的困难，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我们感觉到中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个任务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在执行中由于过分重视政府手段，忽视市场手段，起到不好的作用，中央的政策不能得到落实。

　　在三去的任务完成之后，淘汰了落后产能，留出新的市场空间。下一个课题就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了，毫无疑问，升级换代的目标是要靠创新来实现的。但是谁来创新？如何创新？这些问题上我们看到又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在工业革命以来重大的技术创新，从蒸汽机，从两百年前的蒸汽机一直到现在的互联网，这些技术创新我们看一下历史，就可以了解，都是民间创造力和市场竞争的产物。也许有人会问，说互联网难道不是美国军方资助的发明吗？不错，确实是这样的。这里我们希望从经济学上区分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对于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在创新，在制造业升级换代中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哈佛大学创新经济学家的定义，发明就是技术突破，而创新定义为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在做了这样的区分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政府的职责是什么，政府的职责不是在创新上，而是在发明上，发明就是技术的突破。让我再重复一遍，而创新指的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它的主体毫无疑问是企业，是企业家。我非常同意陆部长的讲话，要以企业为中心，尽管互联网二战之后，美国军方提供资金，委托美国的大学进行研究。但是互联网作为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它的繁荣是在1990年代初，美国国会解除了对互联网商业应用的限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技术作为一项创新，出现市场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主角，舞台上的主角都是谷歌、亚马逊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同样是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这样的私人企业。制造业的标杆，我们公认的标杆—华为，以及前几类的智能手机制造商，都是民营企业。所以为了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要清楚的划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政府应该关注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基础的技术开发，而技术的商业应用也就是创新的主体始终应该是企业。而企业之中我认为又主要是民营企业，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和市场，这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从市场的实践上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创新型公司，几乎都是在市场上竞争中涌现出来的某些企业。从理论上来讲，为什么创新要坚持市场导向？要以企业为中心？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它的内在性质是创新的性质决定的，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试错过程，这个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高风险，高风险必然要求高回报。如果我一个风险投资投下去，如果没有一个希望预期，预期这家公司上司之后要翻几十倍，谁愿意去创办谷歌和腾讯呢？又有谁来给排不上名的公司来融资呢？创新活动的高风险要求的高回报，就决定了处于创新的机制，一定是基于市场的风险投资，一定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创新成功之后的经验。

　　我们发现国企没有创新激励机制，国企高管拿到几十万的年薪，创新成功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创新失败他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的机制下，怎么可能有创新的不断涌现呢？创新的另外一个性质，它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事先很难进行规划。当时还解除互联网商业应用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互联网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美国总统请来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请他们预测一下有希望的技术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是互联网，说明新技术的产生是高度不确定性的。为了使它的成功概率提高，创新的主力一定是企业和企业家，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的政府官员。因只有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上，在不断进行尝试，但是进行创新的企业家是相对而言成功概率最高的一群人。

　　政府官员他是坐在办公室里读报告，写文件的，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能更把握世界的方向呢？如果官员见多识广，没问题，可以把官员写的报告公布给全社会，让企业一起来分享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由政府亲自上阵，没有必要制定什么产业政策，投入公共资源，更没有必要东则成立百亿千亿的基金，现在上阵操刀。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产业政策优化补贴它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它的实际效果是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信号。

　　我们在上一轮政府主导的投资报告中，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进的产业，就是光伏，光伏今天什么状况？事实已经说明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光伏产品的价格被压到了成本以下，导致了领军企业的倒闭。这就是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