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中国经济的L型调整到底了吗？ 2017年的房价是否还会上涨？
2017年1月8日下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问势2017”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对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这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两次“经济过热”后的“软着陆”
真正优秀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没什么关系”
“确实有一些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正在企稳，但是是否真正见底还要看2017年。”樊纲表示自己“不做预测”，主要分析此轮调整背后的经济逻辑。
从好的方面来看，连续54个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止跌回升，珠三角和长三角企业利润回升以及汽车、机械制造和消费品等产业开始稳定，是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指标。但与此同时，此轮经济调整中的诸多挑战，如去产能、去库存、中小企业困境及负债率过高等问题可以说才“刚刚破题”。
面对2017年可能遭遇的种种挑战，首先需要理解今天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樊纲认为，正是因为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2004-2007年及2009-2012年期间的两次“经济过热”，累积而成今天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诸多“后遗症”。
“2008年我们计算钢铁产能过剩，4亿吨需求，6亿吨产能，三分之一过剩；2011年再计算钢铁产能过剩，6亿吨需求，12亿吨产能，一半的过剩，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来源。”
在樊钢看来，“二次过热”的关键在于全球金融风暴冲击：2007年下半年中央已经开始对房地产、股市和金融市场展开调控，但2008年底的世界金融危机促成了G20联手救市，在避免了1930年代全球性大萧条场景重演的同时，却将刚刚开始调整的中国经济推入了第二轮过热周期。
在“二次过热”周期中，关键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地方债务剧增：中央的“4万亿”刺激政策每年实际只有2万亿，而且多数是常规政府支出；而地方债务每年增长6万亿，“一下经济就热起来了”。
正因为如此，近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急剧下降，并非仅仅体现长期增长趋势的变化，更是“典型的经济周期问题”，这也意味着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速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真实的增长潜力，而是经济过热“后遗症”。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应该在6.5到7.5之间。
“长期来讲不要以为中国经济没有潜力了。”樊纲强调，中国今天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而韩国1979年就达到这个水平，“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我们的创新、我们的技术都在进步，中国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中国故事”的另一面，在于中国政府不同于美国的经济调控模式及特有的市场现象：软着陆。
由于西方市场经济没有中国的许多行政管制和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非常热”，一旦回调则是急风暴雨般的企业破产和大量失业，“但恢复得比较快”。如美国经济在两年便开始恢复增长，今天已经达了3%以上的增长水平。
而中国在第二轮经济过热时，早在2010年4月就出台了以住房限购为代表的调控政策，抑制住了当时刚刚鼓起来的楼市泡沫。但在此后金融混业趋势的推动下，房地产与金融“裹在一起”，令金融泡沫急剧膨胀，最终引来了政府空前严厉的限购政策。
樊纲坦言，房价问题的根本解决涉及到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和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深层制度改革，在这些改革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对于已经开始疯涨的房价只能采取限购这种行政手段来调控。
“如果没有限购政策，我们现在正身处房地产狂欢之中。”他估计这一波“房价飙升、炒房团满天飞”的房地产狂欢可能持续两三年甚至更久，“两三年以后呢？就是崩盘，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别说恢复增长，是否出局都不知道”。美国房地产泡沫在短短数年内引发空前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正因为如此，他忠告指望此轮房地产调控很快结束，继续依赖资本运作模式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不要指望政府会坐视不管”。
中国的此轮调控正在“跟时间赛跑”：在以行政化调控稳定下来的市场中，争分夺秒地调整城市化战略，推出房产税及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政策调整，构建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的制度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决不可能容忍刚刚压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再度泛滥。
中国的行政化调控模式有着“调控早、泡沫小”的优点，也有着与之相应的缺陷，那就是“恢复慢”。樊纲以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调整周期为例，指出从1994年朱镕基压缩银根开始调整，直到1999年经济增速才真正见底，此后又在低谷徘徊了三年，“前后加起来一共八年的时间，这就是上一轮的软着陆”。
相比之下，中国此轮经济下滑从2011年开始，至今已走了六年，但许多关键问题的解决依然有待后续改革推进。樊纲坦言，跟上一轮调整相比，此轮“两次过热”叠加出现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只会比上次更难”。他提醒市场要有思想准备：“十三五”规划五年期间，都要处理“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经济过热的后遗症。
这也正是中央政府对此轮房地产泡沫引发的经济过热“苗头”如此重视的原因所在，“防过热不是防过热本身那点事，而是防止过热后的周期性危机。”
这一漫长的经济过热周期调整，让中国经济在美国恢复增长之后，依然处于“探底”阶段。樊纲认为，这也正是市场经济中真正“优胜劣汰”的效率提升阶段，“经济过热的时候大家都赚钱，你淘汰谁？”
在上一轮经济调整末期，经济学者们发现一个反常现象：尽管宏观经济还在通货紧缩，但企业利润和投资却开始回升了，“这是说不通的”。而在调查分析后发现，在七、八年的市场调整和企业淘汰之后，活下来的企业经营效率普遍提高，因此可以在产品降价的同时提升利润并恢复投资。
这一现象给樊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演讲中明确表示，真正优秀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没什么关系”，“（宏观）经济好的时候它好，经济不好的时候它也好”。樊纲认为在每个产业领域中都有这样的好企业，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反而是它们低成本扩张的最好时机。
而在这一轮经济调整周期中，同样有着华为、比亚迪等一批“穿越周期”的优秀企业，在动荡不安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变局中，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并展示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2016年华为销售收入预计将达到5200亿元，同比增长32%。
为什么能这样？樊纲自问自答道：“因为他们在过去几年乃至几十年里，专心、专注和专业地做好了他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