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林毅夫：我为什么预言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能增长8%

     因为两个预言，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身处舆论的漩涡。一个预言带来的是学术赞誉，一个则是公众的质疑。

    前一个预言已经实现——20年前，他和蔡昉、李周两位合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下称《中国的奇迹》)中预言，按双轨渐进的方式改革，到2015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近研究证实了这个预言。

    而后一个预言，则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仍有20年8%的GDP增长潜力。人们怀疑，如此乐观的预测是否源于他的工商联副主席这一新身份?他还是不是一位逻辑严整、框架严密、训练有素的严肃经济学家?

林毅夫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第一财经日报》对话林毅夫教授，听他详解了为何能准确预测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以及缘何做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有8%的判断。

    “我的观点是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而不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将达到8%。认为我过度乐观的批评是把我对潜力的分析当做是我对现实增长的预测。潜力的实现决定于内外部是否具备有利的条件，并且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有可能变成现实。”“如何判断增长潜力?”林毅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来源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他认为，是否仍有快速增长的潜力不能简单地从过去已经快速增长多少年或现在的收入水平有多高来判断，关键要看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判断后发优势比较好的角度是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因为人均GDP水平代表了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而后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

    准确预测中国成第一大经济体

    第一财经日报：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这本书彻底改变、塑造了一代经济学子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框架。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对过去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自洽的视角。您在那时就预测到201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指标上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都将这个预测视为天方夜谭，可是今天它的确成为事实。您是怎么做出这么准确的预测的?

    林毅夫：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我们形成了当时的预测。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需要通过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来达到。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都是在世界的最前沿，因此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投入大、风险高，绝大多数这方面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因此，虽然新技术和新产业大多来自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总体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慢，过去这100多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不高，也就只在2.5%~3%之间;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才可持续增长，不过这种创新和升级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之内进行的，可以参考、借鉴、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从理论上来讲，后者比前者的成本和风险都小多了。如果懂得利用这一“后发优势”的话，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中国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发展上基本上沿着这个路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根据上述分析并参考其他沿着这个路径发展得比较好的经济体，看他们的平均增长率，来推算我们的增长率，最终得出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有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的预测，比较幸运的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基本按照我们分析的路径来发展。

    日报：这本书预测的奇迹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实现了。事实上，《中国的奇迹》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包含要素禀赋、政府发展战略和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三个关键要素，如何来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

    林毅夫：理解这三个要素，有一个概念是“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每个国家、每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资本的总量、劳动力的总量、自然资源总量的相对丰富程度。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三个要素，但相对丰富程度不一样，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相对低，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相对高。

    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导致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直接影响了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如果要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还要考虑政府和市场。政府根据发展战略来优先发展产业，但如果政府要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需要靠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的出现。

    反过来，要发展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话，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在市场上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可以占领很大的国际、国内市场，创造很多利润和剩余，资本积累就会快，资本这个要素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短缺，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就要采用资本相对密集技术、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不过，要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存在。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则需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需要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的完善的问题。

    日报：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国际贸易都是从比较优势学起的，不过没有人想到能将这一理念发展成中国乃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奇迹的一个理论基石。比较优势源于要素禀赋，而要素禀赋又是我们选择短期以及中长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比较20年前，今天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在今天又应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

    林毅夫：战略层次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按比较优势发展才能形成竞争优势，都应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都是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但是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优先发展的产业就会发生变化。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不断积累，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随之资本越来越密集。

    日报：上个世纪50、6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被证明是错误的，用您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可以完美解读我们未来要发展什么产业更有优势。

    林毅夫：50年代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发展重工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我们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上天。

    发达国家在这些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我们却在人均GDP还不到非洲国家平均三分之一水平的基础上做到了。不过，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把资本配置到需要很多资本的重工业上，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到1979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生活水平的改善很少，而且跟发达国家相比，人均GDP的差距还在扩大。

    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发展